[《中阿含经》卷7《大拘絺罗经》，CBETA,T01,no.26,p.461,c16-19.] 具足了内因，还要有佛教这个外缘，如果没有正法，同样不能建立佛教信仰。

秦以后新法统的确立，在具体制度方面固然深受法家理论的影响，但法家却没能在意识形态和立法原则上占上风。这种由天道阴阳之道推衍到人间赏罚、德刑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法统的基本思维模式，一直影响到清末。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神圣。传说他还划分天下为九州，为后来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华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甚早。先王运用的是良法，故曰先王之法。他给这种致知说一个特定的称呼，就叫做致良知，并提出了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前者要用刑罚，后者则须靠教化，二者相辅相成，而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阴阳以统其精气，刚柔以品其形，仁义以经其事业，是为道也。

夏朝末年，商族逐渐强大，眼见夏桀暴虐，失去民心，汤决心灭夏。道统一断,缺乏一而贯之的统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

在他们看来，一部中国文化史的精神仅在极少数的儒家圣贤的身上获得比较完整的体现和发展。……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在尧帝告诫舜帝的话中，有允执其中的话。他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这就包含了摆脱神权法，走向人文理性的精神，代表了春秋时期文化转向的趋势。《孟子·离娄下》也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行义，非行仁义。这一中国的‘道正是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还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

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把礼乐文化观念化，对当时读书相礼的儒者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的品质，揭示礼乐文化精神内涵和人性本质，同时欲以礼乐来平治天下，这样就创立了儒家学派。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对上述三种者的次序安排，把刑罚放在第一位，突出对礼教的先行之功，强调刑罚对于推行教化的作用，这与传统理论出礼入刑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针对社会法制混乱，社会秩序紊乱而言的。

这是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在最根本的一个分别。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还提出法后王。

现代著名的文化史家柳诒徵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对孔子的崇高地位给予了定位：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特别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使儒学遂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为儒家思想包括道统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

（《孟子·离娄上》）认为不仅尧、舜，而且夏、殷、周三代的政治也是以仁政为本，强调不仁难以抵挡仁政，认为效法尧、舜和先王之道，以史为鉴是施仁政的方法。《白虎通义》是后汉博士、议郎、郎官及诸儒集议以后的记载，代表当时一般的看法。

其次，就传道谱系而言，朱子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而象山则不同意这个谱系。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

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他的思想对其后的唐初政治发生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他的学生著名的如魏征等，都是唐朝开国创业者和贞观之治的参与者，他的思想曾经在唐代开国和贞观之治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仁字虽为孔子所增出，包含了孔子的创意，但它又毕意只是在总结周文化基础上的画龙点睛，此从根本处说仍然只是述而不是作，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他强调仁义所在，匹夫为重。一般而言，法律文化分内核和外壳两部分。这样的道显然是超时空的，也是先天的。

所以余英时这样说到：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以来的一般道统意识不同。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

王通把周公和孔子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此后秦继吉，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

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

在推崇自然法的同时，抨击人定法，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57章），认为天下大乱，犯罪增多恰恰是因为法令太多太繁。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相当于今天人们常说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仁学为例，钱穆指出：孔子实能深得周公制礼作乐之用心者，故于‘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之全部理想中而特为画龙点睛增出一仁字。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

文献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孟子大讲仁政，做王霸之辨，以仁政王道作为基本价值观探讨法统问题。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故理定而后可以得道也。

道统不断，中国根源的文化生命也便能不绝而向前开展。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